湯飛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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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飛凡(1897年7月23日—1958年9月30日),中國第一代醫學病毒學家,畢業于湘雅醫學院(今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在病毒學發展的早期,他用物理方法研究闡明病毒的本質。1955年他首次分離出沙眼衣原體,是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個中國人,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個中國人。他對中國的生物制品事業的發展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抗日戰爭勝利后兩次重建中國最早的生物制品機構——中央防疫處,并創建了中國最早的抗生素生產研究機構和第一個實驗動物飼養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主持組建了中國最早的生物制品質量管理機構——中央生物制品檢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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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我們不應該忘記:曾經有一個哈佛高材生,舍棄了錦繡前程回到破敗的祖國,挽救了億萬中國人的性命,雖九死其猶未悔。 他的名字,叫湯飛凡。 歷史書上也許不會有他的名字,但我們的心中,應該為他留一個位置。...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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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自
中文名
湯飛凡
外文名
 Dr. Tang
別    名
幼名瑞昭
國    籍
中國
民    族
出生地
湖南醴陵湯家坪
出生日期
1897年7月23日
逝世日期
1958年9月30日
職    業
醫學病毒學家
畢業院校
湘雅醫學院(現中南大學)
主要成就
1955年他首次分離出沙眼衣原體
學    位
耶魯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職    務
曾任衛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長
岳    父
何鍵
妻    子
何璉

湯飛凡人物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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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飛凡
湯飛凡,衣原體之父”,醫學微生物學家。湖南醴陵人,又名瑞昭。是曾經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他生產了中國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傷寒疫苗,并將沙眼發病率從將近95%降至不到10%。抗戰結束后,生產出中國自己的卡介苗和丙種球蛋白。解放后,成功遏制1950年華北鼠疫大流行,研制出中國的黃熱病疫苗。他領導選定的牛痘“天體毒種”和由他建立的乙醚殺滅雜菌的方法,能在簡單條件下制造大量優質牛痘疫苗,為我國提前消滅天花奠定了基礎。1961年,采用其研究的方法,中國成功消滅天花病毒,比世界早了16年。
1897年7月23日出生于湖南醴陵湯家坪。
1921年畢業于長沙湘雅醫學院(已并入中南大學),獲耶魯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1921—1924年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細菌學系進修,后任助教。
1925—1929年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系深造并工作。
1929—1937年任中央大學醫學院(后改稱上海醫學院)副教授、教授,兼任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細菌學系主任。
1938—1948年任中央防疫處(中央防疫實驗處前身)技正、處長。
1947年當選國際微生物學會理事。
1949—1958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學部委員、國家菌種保藏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理事、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長、衛生部生物制品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藥典委員會委員。
1950—1952年主持組建中央生物制品檢定所(現中國藥品生物制品檢定所),一度兼任該所所長,主持制訂中國第一部生物制品規范—《生物制品制造及檢定規程》(草案)。
1952年任中華醫學會細菌戰防御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8年9月30日在北京自盡。
1970年,國際上將沙眼病毒和其他幾種介于病毒和細菌之間的、對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為衣原體,湯飛凡被稱為“衣原體之父”。
1980年6月,中國眼科學會收到國際眼科防治組織(IOAT)的一封短函:
由于湯博士在關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鑒定中的杰出貢獻,IOAT決定向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
希望能夠得到他的通訊地址,以便發出正式邀請,參加1982年第25屆國際眼科學大會。
可是IOAT不知道,他們預備推薦申報諾貝爾獎的學者,被以為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早已不在人世了。今天國際上最權威的微 生物學教科書
Bacterial infections of humans: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 Alfred S. Evans, Philip S. Brachman 編著),病理學教科書 Robbins and Corton Pathologic Basis of Disease, Professional Edition, 8th ed (Kumar 等編著),任何關于衣原體的綜述,都寫到 Dr. Tang, 一個必須寫在世界醫學史上的中國人。

湯飛凡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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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飛凡,1897年7月23日出生在湖南醴陵湯家坪。清朝咸豐以后,連年戰亂、災荒
湯飛凡
。湯氏祖輩多是讀書人,不善理財,故而家道中落。其父湯麓泉是位鄉紳,為維持家計設塾館教書。湯飛凡是他的次子,幼名瑞昭。湯飛凡6歲時,就讀于何忠善創辦的義塾。湯何兩家是幾代世交,何忠善之子何鍵與湯麓泉過往甚密。何鍵除讀經史外還修新學,見飛凡讀書勤奮,認為是個可造之材,特地為他輔導算術和自然。湯飛凡天賦并不過人,但倔犟好勝,學習極為刻苦,進步很快。清末廢除科舉,湯麓泉決定送他進學堂。湯飛凡遂于12歲那年隨叔父到長沙,進了城南小學。
湯飛凡幼年常聽父老談論維新、改革,“學西方、學科學,振興中華”。這些思想不知不覺地透進了他幼小心靈。他從小在家鄉看到窮苦農民貧病交加,中國被人譏笑為“東亞病夫”,就立志學醫,意欲振興中國的醫學。小學畢業后,由于沒有學醫的機會,他考進甲種工業學校。1914年湖南湘雅醫學專門學校首屆招生,湯飛凡報名投考。湘雅入學考試要考英語,但他沒有學過,他未氣餒,請求主考的美國牧師胡美暫免試英語,隨后補考。胡美被他的勇氣和決心所感動,答應了他的請求。他終于被破格錄取了。此后,他開始拼命學習英語,一年翻破了一本英文字典,眼睛也變成高度近視,終于克服了英語語言障礙。這件事對他產生了深遠影響,使他樹立了一個信念:有志者事竟成辛亥革命后,政府改革教育制度,湯麓泉只好解散塾館,這樣一來,湯家的經濟更加困難,對湯飛凡和他弟弟(湯秋帆在武昌讀文華大學)的學費,難以供給。湯飛凡在醫院藥房找了一個調劑生的工作,并當了英語家庭教師,掙了錢補貼自己和弟弟的費用。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第一班招生30名,但經嚴格考試選撥,到1921年畢業時只剩下10名,湯飛凡是其中之一。他這七載寒窗自然要比其他同學艱苦得多,但卻鍛煉了他的堅強意志。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微生物學發展的黃金時代,大部分傳染病的致病菌被一個跟著一個地發現,使湯飛凡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法國的巴斯德和德國的科赫成了他最崇拜的偶像。日本有個北里柴三郎是科赫的學生,因有重要發現被稱為“東方的科赫”。湯飛凡對人說:“中國為什么不能出一個‘東方的巴斯德’呢?”。他暗下決心,樹立了自己的奮斗目標。1921年,他自湘雅畢業,到北京協和醫學院細菌學系進修。該系的教授田百祿注重實驗,強調基本訓練,凡來進修的都要從準備工作開始。這些工作簡單而煩瑣,日復一日地重復,十分單調。一般進修生把它看成是工人干的活,迫于規定,不得不走個過場。湯飛凡則不同,他干得非常認真,還常幫助做實驗的人觀察動物,作病理解剖,分析試驗結果,很快引起了田百祿的注意,不久被提為助教。湯飛凡在協和進修三年多,讀了許多書,扎扎實實地掌握了各種實驗技術,并確立了他一生恪守的原則:搞科學研究必須手腦并用。
1925年,湯飛凡被推薦到美國深造,進了哈佛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系。系主任秦瑟教授是世界聞名的學者,他的研究重點正轉向立克次體、病毒等微生物。他見湯飛凡訓練有素,就叫他直接參加了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此時病毒學正處于拓荒時期,湯飛凡參加了開拓者的行列。
1928年秋,湯飛凡接到顏福慶的信,希望他回國到中央大學醫學院(上海醫學院前身)任教。顏福慶是中國第一代現代醫學教育家,曾任長沙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現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校長、北京協和醫學院副院長,當時任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他主張公醫制,反對私人開業,這對湯飛凡有一定影響。顏福慶在信里沒有向湯飛凡許諾什么“良好條件”和“優厚待遇”,而是如實地擺出了困難,希望他回國共圖祖國的醫學教育大業。湯飛凡本就有著振興中國醫學的志向,但只不過是抽象的理想,顏福慶的信將使他的抽象理想變成現實。湯飛凡在哈佛與秦瑟合作默契,研究工作進展很順利。顏福慶的邀請使他心情十分矛盾,可是祖國的召喚使他下了決心,終于在1929年春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細菌學副教授。
湯飛凡到任時還沒有細菌學系,更沒有實驗室。湯飛凡把自己的顯微鏡也捐了出來,才勉強裝備了一個簡單的實驗室。但他沒有等待,他除了教學,利用簡單的設備開始了研究工作,自1930年起陸續發表了多篇論文。1932年醫學院脫離中央大學而獨立,更名為上海醫學院,湯飛凡升為正教授。同年,他應聘兼任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細菌學系主任。該所經費較充足,設備齊全,湯飛凡才有了進行較復雜研究的機會,他除了繼續研究病毒外,還作了不少傳染病病原學工作,如對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腦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腸菌腸炎等的研究,還開始了當時很少研究的牛胸膜肺膜炎研究。短短幾年,他發表了有價值的論文20余篇,可謂一帆風順,但八一三事變爆發,打斷了他的工作進程。
七七事變后,日本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不到一個月,平津淪陷。1937年8月13日,日軍又大舉進攻上海,上海守軍奮起抵抗。上海工人、學生、市民游行示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救亡運動。熱愛祖國的湯飛凡再也不能安心于試驗室的生活了,他走出試驗室參加了上海前線救護醫療隊,到離火線只有數百米的急救站搶救傷員。湯飛凡在醫療隊日夜冒著炮火搶救傷員,三個多月里只回過兩次家。他在前線雖時刻有被炮彈擊中的危險,但目睹了許多戰士英勇犧牲的情景,使他忘卻了自己的安危,他感到心情開朗,精神振奮,似乎多年來因見國家、民族遭受屈辱而郁積起來的壓抑一下子得到了抒發。上海淪陷,他回到租界,雖然生活安逸,但令人窒息的壓抑卻又無情地向他襲來。華北大片國土淪喪,上海淪陷不久南京失守,日軍向華中腹地步步逼進,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他哪里還有心思搞研究!他對夫人何璉說:“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東西,作了亡國奴,又有什么用?”湯飛凡整天憂心如焚卻不知干什么好,這時,正好接到當時任武漢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的顏福慶從武漢的來信,約他去長沙主持中央防疫處遷往內地的重建工作。中國連年發生戰爭和天災,瘟疫流行猖獗,恢復防疫處顯然是迫切需要。湯飛凡沒有猶豫,攜夫人奔往長沙,不久擔任了中央防疫處處長。

湯飛凡生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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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防疫處原設北京,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于1935年遷至南京。抗日戰爭爆發后,南京告急,國民政府遷至武漢,防疫處又于1938年春遷到長沙。湯飛凡到長沙時,防疫處已瀕臨解體。同年10月下旬武漢告急,國民政府又遷至重慶,衛生署接受湯飛凡的建議,決定將防疫處遷往昆明。1939年初防疫處遷至昆明。
防疫處重建沒有經費,湯飛凡到昆明時只剩下300銀元。他四處奔走,得到了云南惠滇銀行行長繆云臺和幾位廳長的支持和幫助,借到一筆信用貸款,用很少的錢在西山腳下滇池邊上高峣鎮買到一片荒灘,建造房屋。他一邊建新址,一邊借省立昆華醫院的房子制造一些簡單的生物制品,直到1940年春天新址建成。
湯飛凡把錢集中用在主要的實驗室上,其他輔助用房和生活用房照當地農村的辦法,建造簡易房屋。遷入新址后,他親自帶領職工在業余時間鏟除荊棘,種植花木,鋪設道路。大家在歡樂聲中建設自己的家園。防疫處附近沒有醫院,他設了一個醫務室,由醫學院畢業的人員輪流給當地居民看病,解決居民小傷小病的就醫問題,他們還能接生。附近沒有學校,他們辦了一所子弟小學,規模雖小,但教學質量不低。那時昆明常遭空襲,各學校都將各種課程集中安排,教師每周只需在城里呆一兩天,其余的時間住在鄉間。防疫處請到了幾位大學助教、講師,小學也就是他們的家。教師、學生、家長關系融洽,孩子們在學校感到和在家里一樣溫暖。在這樣的苦心經營下,職工的生活穩定了下來,但物價不斷上漲,微薄的工資難以維持生計。在夫人何璉的倡議和帶動下,湯飛凡組織家屬養豬、養雞、種菜,除滿足了他們自己的消費外,還有剩余拿到城里去賣。時間不長,有些人家還有了小小的儲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這在國民黨統治區倒是件稀罕事。湯飛凡沒有因條件困難而降低科學標準和對工作的要求。他徹底改造了舊防疫處,停止制造過時的或證明無效的制品,參考國外的經驗和根據本國需要增加了新制品,通過研究試驗或引進,改革了舊工藝。防疫處生產的疫苗和血清不但供應大后方的防疫需要,并支援了陜甘寧邊區。這些制品因為質量達到國際標準,也被在太平洋戰區作戰的英、美盟軍所采用。1943年,他們還制造出中國第一批臨床級青霉素。權威的英國《自然》雜志1943年有一篇關于該防疫處的特寫:“這里還有一個小型的青霉素車間……湯博士的工廠保持了高水平,雖然沒有自來水,但他的馬廄和動物房都非常清潔。他有一個效率高的培養、分裝和檢定系統。尤其有趣的是,他有一個自己的玻璃廠,能制造各種中性玻璃器皿。”文中還說:“故事本身說明了這個工廠的作風。若干月來,這個工廠只有一臺鍋爐,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畢都要檢修,幸而沒有發生事故。就靠它,解決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溜水供應等。……一套重新利用廢瓊脂的設備代表了這個工廠的傳統。……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來透析(取水)。……沒有商品蛋白胨供應,就自己制造。……”這段描寫生動、真實,但還只局限于印象,實際上防疫處不僅是個“工廠”,它還是當時大后方的一個絕無僅有的微生物學、免疫學的基地。當時曾在防疫處工作或學習過的許多年輕人后來都成了新中國在這些領域的骨干。

湯飛凡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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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衛生署決定將中央防疫處遷回北平,改名中央防疫實驗處。湯飛凡呈準保留昆明處作為分處。昆明大部分職工都不愿離開,僅少數原從北平來的人員“復員”回到北平。
湯飛凡1945年秋到北平,發現原防疫處址已被日軍在投降前破壞,必須重建。政府不給建設經費,需自籌經費,他又得第二次白手起家,經過奔走,從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撥到幾批面粉和一些剩余物質,又從美國醫藥援華會那里捐到一批儀器設備,用“以工代賑”的名義興建新址。他盡量利用從舊建筑上拆下來的材料和設備,親自審查設計圖紙,并住在一間舊傳達室里監督施工。他經常到工地巡視,那怕見到一根2尺長的管子也要撿起來交給監工。他的精神使承包商也很感動。新址于1945年冬開工,1947年元旦落成,共萬余平方米,比舊址規模大而且有所擴展,增建了抗生素車間和研究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發展成為中國醫學科學院抗生素研究所)以及實驗動物飼養場。
和在昆明一樣,防疫處還是邊建設邊生產,1946年春天已恢復了牛痘苗等急需制品的生產,并支援解放區牛痘苗10萬支。新址建成后又增加了青霉素、卡介苗丙種球蛋白的生產。可是1946年6月內戰全面開始。1947年防疫處新址落成不久,戰爭形勢急劇變化,北平局勢日益混亂,無法正常工作。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防疫處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湯飛凡繼續擔任所長。
人民共和國建國伊始,衛生部門最緊迫的任務是控制對人民威脅極大的傳染病的流行。政府決定大規模施行預防接種,要求研究所擴大生產,保障疫苗供應。湯飛凡接受任務后,集中精力組織大規模生產和解決生產中的各種技術問題。在全所職工的努力下,制品產量1951年比1949年增加了7倍,1952年又比1951年增加了13倍。1949年10月原察哈爾省北部鼠疫流行,為了控制疫情,需大規模接種鼠疫減毒活菌苗。國內沒有這種活菌苗,只好從蘇聯進口,仍不能滿足需要。湯飛凡親自領導一個組突擊研制,只用了兩個多月,就制造出菌苗900余萬亳升。共和國成立后遭到西方國家的封鎖,但與亞非拉國家交往很多,非洲和中美洲許多地區有黃熱病流行,到這些地區的人員需注射黃熱病疫苗。此種疫苗國內沒有,湯飛凡用1947年從美國獲得的無毒病毒株17-D,制出了活疫苗。為了撲滅天花,中國50年
湯飛凡
代就實行普種牛痘。當時這個研究所是主要的痘苗生產供應單位。因為使用了湯飛凡研究出來的乙醚殺菌法,該所在簡陋的條件下迅速增加了痘苗產量,1949年底,每天產量已超過10萬支,為全國消滅天花作出貢獻。中國在1961年就消滅了天花,比全球消滅天花早16年。1950年衛生部籌劃在全國建立六個生物制品研究所,并將生物制品劃歸國營生產,湯飛凡非常擁護這個計劃,并提出一項重要建議:設立生物制品質量管理的中央機構。這個建議他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曾向重慶國民政府提出過,但未被理會。這次他的建議被馬上采納,衛生部就委托他籌建“中央生物制品檢定所”。1951年該所成立,他臨時兼任所長。湯飛凡主持制定了中國第一部生物制品規范—— 《生物制品制造檢定規程》 (草案)。中國從此才有了生物制品質量管理的統一體制。

湯飛凡沙眼衣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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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國經過經濟恢復時期,各條戰線形勢大好。到了1954年,烈性傳染病已被控制,防疫的重點轉向常見的、多發的傳染病。湯飛凡呈請衛生部批準他擺脫行政事務,恢復他中斷了20年的研究工作。獲準后,他首先恢復了對沙眼的研究。那時沙眼在世界上許多地區廣泛流行,中國人口中有50%患有沙眼,邊遠農村有“十眼九沙”之說,危害極大。
沙眼流行至少已有三四千年,自微生物學發軔之始已受到重視。1887年,微生物學創始人之一科赫曾從沙眼病灶中分離出一種細菌——科-魏氏桿菌,認為是沙眼的致病菌,最早提出了沙眼的“細菌病原說”,但很快被否定了。1907年哈伯斯忒特和普羅瓦采克在沙眼病灶中發現包涵體,認為可能是病毒,但未定論。20年代中,尼古拉證明沙眼材料用砂棒濾掉細菌仍有感染性,首先提出了沙眼的“病毒病原說”,但未能證實。1928年野口英世從沙眼材料里分離出一種細菌——“顆粒桿菌”,認為是病原菌,重新提出了“細菌病原說”,此說曾引起廣泛注意。1930年,湯飛凡和周誠滸曾重復野口的試驗,卻得到陰性結果。1933年,湯飛凡用美國保存的野口“顆粒桿菌”種進包括他自己在內的12名志愿者的眼睛里,證明它不致病,又推翻了“細菌病原說”,“病毒病原說”重新占了上風。直到1954年雖然經過許多實驗室的努力,因病毒未被分離出來,仍然不能定論。湯飛凡早在30年代研究病毒性狀和包涵體本質時已逐漸形成一種想法,即微生物在自然界是從小到大的一個長長的系列,在已知的病毒和細菌之間存在著“過渡的微生物”,如立克次體、牛胸膜肺炎支原體等。他認為沙眼病原體是比牛痘病毒更大的、接近立克次體的“大病毒”,許多性質近乎鸚鵡熱和鼠蹊淋巴肉芽腫病毒。循著這條思路,他制定了研究計劃,同步進行了沙眼包涵體研究、猴體感染試驗和病毒分離試驗。為了保證病理材料可靠,他特別請北京同仁醫院眼科專家張曉樓鑒定所選的典型病例,從1954年6月開始了工作。
在這一年的時間里,湯飛凡親自帶助手從同仁醫院沙眼門診取回材料201份,在48例中找到包涵體,并發現包涵體有四種形態:散在型、帽型、桑椹型和填塞型,闡明了它們的形成和演變過程,澄清了自從1907年發現沙眼包涵體以來的混亂認識。他在論文里寫道:“原體和始體均為沙眼病毒的演變形式……。原體代表靜止,始體代表活動繁殖狀態。原體變始體,始體又產生原體。……我們可推論沙眼病毒的原體侵入或被吞噬至上皮細胞內,即增大其體積變為始體,繁殖發展成散在型包涵體,以后繼續發展成帽型或桑椹型,終至填塞型的包涵體。此時或在此以前,始體復變為原體,最后細胞被原體填塞以致破裂,原體涌出,再侵襲別的健康細胞,重復感染。”他實際上描述了沙眼病原體侵入宿主細胞后的發育周期,在沙眼衣原體分離成功后,已在人工感染和動物模型中被完全證實。現已知道沙眼衣原體的一個發育周期約為48小時。
這一年,湯飛凡所進行的猴體感染試驗也獲成功。他和助手使猴子造成沙眼,從中發現:猴子與人的眼結膜解剖學構造不同,患了沙眼后癥狀也不同:沒有瘢痕和血管翳。他們還在猴子的沙眼病灶中找到了從來沒有人發現過的猴沙眼包涵體。
但是,這一年他們所進行的分離病毒的努力失敗了。1951和1953年日本學者荒川北村報告用幼鼠腦內接種或雞胚絨毛尿囊膜接種法分離病毒成功,不過因為沒有能夠拿到病毒而未得到承認。湯飛凡認為用他們的方法分離出沙眼病毒是可能的。因為他相信沙眼與鸚鵡熱和鼠蹊淋巴肉芽腫病毒性質相近,而后二者能在鼠腦內生長。于是他決定病毒分離試驗先從重復荒川、北村的實驗入手。但是一年中他和助手從201例典型Ⅱ期沙眼患者中取樣,接種了2500余只幼鼠,沒有一只發生類似荒川、北村所描寫的癥狀,沒分離出一株病毒。試驗失敗了,湯飛凡雖沒有完全否定用幼鼠分離沙眼病毒的可能性,但決定把它擱置起來,改用雞胚來分離。
1955年7月,重新開始分離病毒試驗,這次他沒有采用荒川的絨毛尿囊膜接種,而采用了研究立克次體常用的卵黃囊接種。他分析了影響病毒分離的因素,認為除了選擇敏感動物和適宜的感染途徑外,還需抑制雜菌生長,決定在標本中加抗生素作為抑制劑,因為當時臨床上已經知道鏈霉素治療沙眼無效而青霉素有無療效還不明了,所以選了這兩種抗生素,沒想到竟然那么順利,只作了8次試驗就分離出了一株病毒。
這個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被湯飛凡命名為TE8,T表示沙眼,E表示雞卵,8是第8次試驗,后來許多國家的實驗室把它稱為“湯氏病毒”。雖然分離出了病毒但成功率太低,后來知道是因為青霉素能殺死病毒。他們改進了方法:取消了青霉素,加大了鏈霉素的量,延長了鏈霉素在標本中的作用時間,大大提高了成功率。用改進的方法,病毒分離率達到50%,不到兩個半月內又連續分離出病毒8株。試驗成功了,有人建議湯飛凡趕快發表成果,因為世界
湯飛凡
上許多實驗室在競相分離沙眼病毒,不趕快發表,怕被人搶先。但作風嚴謹的湯飛凡沒有同意,他認為還沒有達到科赫定律的要求。科赫定律要求確定一種微生物是某種傳染病的病原體,第一要能從相應的病例里分離出這種微生物;第二要能在宿主體外培養出這種微生物的純培養;第三分離出來的微生物要能在另一健康宿主中引起典型的病變和癥狀;第四還要能把這種微生物從這個宿主中再分離出來。湯飛凡又做了很多工作,證明了TE8能在雞胚中繼續傳代,用它感染猴子能造成典型的沙眼并能找到包涵體,能把它從猴子眼里再分離出來,得到“純培養”。他還用分級濾膜證明TE8是可過濾的并測出它的大小在120—200納米之間。然后,他才于1956年10月發表了論文。最后,他又在1957年除夕將TE8種進自己的一只眼睛,造成了典型的沙眼,并且為了觀察全部病程,堅持了40多天才接受治療,無可置疑地證明了TE8對人類的致病性。 [1] 
沙眼病毒分離成功在國際科學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因為這是一個關鍵性的突破,將長期處于低潮的沙眼研究一下子推上了高潮。英國李斯特研究所的科利爾1957年得到TE8和TE5后很快證實了湯飛凡等的工作。1958年他又用湯飛凡的方法在西非岡比亞分離出沙眼病毒。不久,美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國家與地區的醫學家也相繼分離出沙眼病毒。1958年,瓊斯在美國從一個患性病的婦女子宮頸中分離出沙眼病毒,解決了這種僅在美國每年就有上萬人受害的性病病原問題。有了病原體便可進行系統的、深入的研究,從而確定了沙眼和鸚鵡熱及鼠蹊淋巴肉芽腫的病原體同屬于介于細菌與病毒之間的一組微生物。這導致了微生物分類的重大變革,增加了一個衣原體目,沙眼病毒正式改名為沙眼衣原體。有了病原體可供試驗,證明許多簡單的方法,如干燥、日曬、熱水燙、以及許多常用的消毒藥都能有效地消毒,同時還篩選出許多特效藥。沙眼的治療和預防在短短幾年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

湯飛凡壯志未酬

編輯
沙眼衣原體分離成功后,湯飛凡將研究重點轉向當時對兒童的健康和生命威脅極大的麻診和脊髓灰質炎。1954年恩德斯發表了用組織細胞培養分離麻疹病毒成功的報告。湯飛凡認為這是病毒方法學的一個突破,必須盡快掌握它。1955年,他就領導聞仲權開始建立了人胚和猴腎細胞的組織培養。1958年,在他的指導下吳紹元分離出中國第一株麻疹病毒M9。組織細胞培養技術的建立,不但使麻疹病毒分離成功,而且為制造脊髓灰質炎和麻疹疫苗奠定了基礎。
湯飛凡自從1954年恢復研究工作以來,成果累累。他眼看著一些年輕人在他的手下茁壯成長,十分高興。他對夫人說:“到底是在新社會,我這一生從來沒有在這樣短的時間里順利地作出這么多工作”。可是,一場悲劇突然發生了。他在“拔(資產階級)白旗運動”中受到不應有的批判,于1958年9月30日清晨自殺。噩耗傳來,人們不肯相信,像他這樣一個意志堅強、百折不撓的人怎么會選擇自殺的道路?也許正是他倔犟的性格和強烈的自尊心使他寧愿莊嚴地死去,也不甘無端的受辱!
湯飛凡的學術成就不只是沙眼病原體的發現。他在病毒學發展的早期就有過重要貢獻。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當時甚至病毒是有生命的還是無生命的還在爭論,那時還沒有電子顯微鏡超速離心機等現代化儀器設備。湯飛凡和秦瑟利用砂棒濾器、普通離心機等簡單設備,用物理方法證明了病毒是可過濾的、能離心沉淀的、能自我復制的、有生命的顆粒,是寄生于細胞內的微生物。他們還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濾膜(火棉膠膜),并用它測定出各種病毒的大小。湯飛凡也是最早研究支原體的科學家之一,1936年和他的學生魏曦首次描述了支原體的五個形態不同的發育階段:顆粒狀、絲狀、分枝、成鏈和崩解階段,闡明了支原體的生活周期。湯飛凡是一個前程遠大的科學家,他的過早逝世是中國和世界科學界一個無可彌補的損失。
凡是知道他的人沒有一個不惋惜,說他不應該死,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對他更加懷念。正在努力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中國多么需要這樣的科學家!國際學術界沒有忘記他,他死后許多年里還不斷有外國科學界人士詢問他的情況和通訊地址。著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權威李約瑟爵士在得知他的死訊后給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一封信里說:“回顧能結識你們國家的這樣一位杰出的科學公仆,感到榮幸。”他稱贊湯飛凡是“19世紀英國諺語里的‘人類的朋友’”,是“預防醫學領域里的一位頑強的戰士。”1981年國際沙眼防治組織向他頒發了沙眼獎狀和獎金;1982年他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湯飛凡短短的一生能有這樣的成就是和他有一位忠貞的伴侶分不開的。他的夫人何璉在他的生前,對他的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在事業上給他以無條件的支持。抗日戰爭爆發后,她放棄在上海租界里有洋房、有汽車的優裕生活,隨丈夫到艱苦的大后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湯飛凡接到英、美好幾家大學的聘請,本來準備移居海外,這對何璉來說是十分自然的選擇,因為她的父親是著名的國民黨將領何鍵,共產黨來了會對她怎樣,不能不使她擔擾。但是因為湯飛凡不愿意離開祖國去寄人籬下,她支持他的決定,和他一起留在大陸。湯飛凡死后,她為了維護他的名譽和保衛他的學術成果進行了堅韌不拔的斗爭。
為紀念他的卓越貢獻,郵電部于1992年11月22日發行了湯飛凡紀念郵票。 [2] 
1992年發行的湯飛凡紀念郵票

湯飛凡主要論著

編輯
1 湯飛凡,周誠滸.沙眼病毒與沙眼病之研究.中華醫學雜志,1936,
《中華醫學雜志》
22(10):867878.
2 湯飛凡,易有年,李一飛等.17D黃熱病毒變異的研究.微生物學報,1954,2(1):31—38.
3 湯飛凡,張曉樓,李一飛等.沙眼病原研究:I.沙眼包涵體的研究.微生物學報,1956,4(1):114.4 湯飛凡,張曉樓,李一飛等.沙眼病原研究:Ⅱ.猴體傳染實驗.微生物學報,1956,4(1):15—23.
5 李一飛,盧寶蘭,張曉樓,湯飛凡.沙眼病原研究:Ⅲ.病毒分離試驗.微生物學報,1956,4(1):25—32.
6 湯飛凡,張曉樓,黃元桐等.沙眼病原研究:Ⅳ.接種雞胚、分離病毒.微生物學報,1956,4(2):189—210.
7 湯飛凡,張曉樓,黃元桐等.沙眼病原研究:Ⅴ.沙眼病毒分離技術的改進.中華醫學雜志,1957,43(2):8186.
8 黃元桐,王克乾,湯飛凡.沙眼病原研究:Ⅵ.幾種新抗生素及膽汁、膽鹽對沙眼病毒的影響.中華醫學雜志,1957,43(10):765—767.
9 湯飛凡,張曉樓,黃元桐等.關于沙眼病毒的形態學、分離培養和生物學性質的研究.中華眼科雜志,1958,8(1):7—10.
10 湯飛凡,吳紹元,黃元桐等.麻疹病原的研究:I.病毒分離.中華醫學雜志,1958,44(8):72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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